拍品名称：

* 明宣德 铜鎏金喜金刚

图录号：

1055

年代：

明宣德

艺术家：

--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高28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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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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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3370913
USD：448500 GBP：0 EUR：328900

拍卖公司：

广州华艺国际

拍卖会名称：

2018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静观——历代造像及宗教艺术品

拍卖时间：

2018年11月16日-17日

备注：

著录：荷兰佳士得1993年10月12日拍卖，LOT 151。

声 明：

传统观念认为，永宣宫廷造像大都镌刻“大明永乐年施”或“大名宣德年施”楷书阴识，以此作为鉴定明代宫廷造像的主要依据。近年来，有关专家对海内外馆藏同类造像进行了比对研究，得出了明代宫廷造像不应局限于刻款造像的结论。的确，一些传世明代宫廷造像的“施”款镌刻于莲座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有些甚至过于窘迫，显然铸造之初并未预留刻款的位置。因此，是否有刻款不能作为鉴定明代宫廷造像的唯一依据。“施”款造像是明代皇帝推行“众封多建”政策的施供礼物，而无刻款的造像则应该用于明皇室佛堂或庙宇供奉之需。综上所述，这尊铜鎏金喜金刚像整体气度兼备宗教神圣气韵与皇家气派，应属于后者，制作于明代宫廷造像机构，来自皇室佛堂或庙宇。此像法器俱全，鎏金华丽而细致，显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虔心善护，除表面有几处细小的鎏金磨损外，几近其原始完美状态，体量较大，为难得的收藏上品。在《寂静与忿怒—藏传佛教文化艺术》一书中出版了一尊密修阎魔天，“为典型明代永乐或宣德时期的宫廷风格”，本拍品的工艺特征与此像极为相似，可做参考。参阅：《寂静与忿怒—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图版270，15世纪 永乐风格 密修阎魔天。此尊喜金刚为八面十六臂双身形象，八面各有三目，头皆戴花冠，表情欣喜欢快，怀抱明妃无我佛母。该像明显具有明代永宣造像的艺术特征。目前，在西藏江孜白居寺与拉萨布达拉宫中可见三尊带有明确永乐纪年的喜金刚像，尺寸均为19.5厘米，载于Ulrich von Schroeder所著《西藏佛教造像·卷二》，2001年，第1258-9页，图版第347C-F。这三尊喜金刚体态纤长，面部泥金，发染赤色，相较之下，本场拍卖中推出的这尊造像体态更加饱满，造型与细节的处理极为考究，精美程度更胜一筹，应为较晚一些的宣德时期所造。喜金刚是密宗无上瑜伽部母续尊奉的重要本尊，也是萨迦派道果修法的主要本尊，藏语称为「杰巴多杰」，又被叫作「欢喜佛」，「欢喜」的更深意思是通过修行所获得的大自在、大自由和大解脱，也就是真正的身心合一的大欢喜境界。传说欢喜金刚是大自在天之长子，是一个象征残害世界的大荒之神；而明妃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以救世渡难为本，以其拥抱吸荒神之大恶之源，以达到自在欢喜，所以也被称为「欢喜天」。吉祥喜金刚作为萨迦派的核心修持之一，受到了无上的尊崇，其教法作为灌顶仪式和修行传统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从历史上看，萨迦派深受元朝皇室的重视，自八思巴伊始，元朝帝师大都出自萨迦派。入明以来，萨迦派领袖昆泽思巴（1349—1425）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应永乐皇帝之邀赴皇都弘法长达一年之久，还受封为大乘法王统领天下释教。萨迦派对明初皇室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此尊为八面十六臂双身姿态，握持嘎巴拉碗的吉祥喜金刚像，造型细节精美华丽，动态自然。嘎巴拉碗内动物、人物的身形清晰可辨，包括诵经僧侣、狮、猫、单峰骆驼、马、牛、驴、象。主尊的中央双手交握嘎巴拉碗，同时拥抱无我佛母，碗内盛有立姿大象与持转法轮印的僧侣。这尊喜金刚呈双身像，佛父与佛母亲密相拥，呈右展立姿，手臂构成完美的扇形结构，面容神情丰富，据说当双唇开启时会发出震动山谷的宇宙原音「吽」。主尊与明妃配饰华丽的璎珞、钏镯、骷髅项链、人首蔓等，尤其是腰部的U字形连珠式璎珞与人首蔓处理得极为精致华丽，充分反映出永宣风格造像的艺术特色。台座上被踩踏的两位魔剎是死亡的化身，表示降服邪恶和无明，他们于胸口处撑住主尊的身体。下为束腰仰覆式莲花座，上下缘皆饰饱满的连珠纹，莲瓣对称规整，圆润美观，瓣尖装饰卷草纹。这尊喜金刚像造型生动优美，胎体凝炼敦实，雕铸与镀金工艺精湛，既符合西藏佛像的相好标准，又融汇了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表现形式，具有典型的15世纪早期内地宫廷风格。首先，该像采用永宣宫廷惯用的失蜡法铸造工艺，宝冠及璎珞钏环等佩饰刻划精细入微；其次，造型样式与各大博物馆所藏宫廷造像标准器完全相同，台座莲瓣及剁口亦与永宣宫廷造像别无二致；再次，像身采用黄铜材质，细密莹润的铜质显然经过多次提炼而成，与西藏地区的铜材迥然不同。可见，此像与永宣宫廷造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明代永乐和宣德宫廷御用监“佛作”制作的佛像，主要用来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见证了明朝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深度的文化艺术交流，体现了明朝藏式佛像和宫廷艺术的极大成就。在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上世纪对西藏庙宇藏品作大规模的探查过程中，只发现三件属宣德时期的铜像，相对于五十四件永乐铜像，宣德铜像的数量显得格外稀有。这个数量似乎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亦与永乐频繁和大量的馈赠大异。尽管馈赠数量大减，但宣德铜像华丽卓越的特质证明了艺术成就的延续性。宣德铜像与永乐铜像在风格上极为相近，但工艺细节常有明显差异，宣德铜像的肢体塑造往往比永乐铜像更加饱满，体积也比绝大多数永乐雕像都更大，永乐铜像的平均高度约为19-22厘米，较切合皇帝作赐赠用途，而此类小巧雕像不曾于宣德一朝得见，宣德铜像高度平均多介乎25-27厘米之间，甚或更大。至于大型的永乐雕像，在风格上往往很难与宣德雕像区分开来，此类大型的佛像应为庙宇供奉朝拜而铸作，多于作私人禅定修行的用途。